第二章 人类将战胜衰老这一疾病'#

审视“衰老可以治愈”宣言的意义#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提出了“衰老可以治愈”这一医学领域的新常识。

然而，这一新常识对社会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

实际上，它很可能将引发一场彻底重构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转变”。

在本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在众多疾病之中，“衰老作为一种疾病”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各类疾病的风险系数可能高达百倍，也可能降至千分之一。#

首先，从风险因子的角度分析。 众所周知，“癌症”是日本人的头号死因，其中肺癌占比最高。吸烟被公认为肺癌的重要风险因子，这一认知已在日本的全面禁烟运动与戒烟门诊等政策中得到体现。 那么，吸烟带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据研究，男性吸烟者的肺癌风险约为非吸烟者的4.8倍，女性为3.9倍，而被动吸烟者也达到1.3倍。 相比之下，“衰老”作为风险因子又处于什么水平？令人惊讶的是，其带来的风险据估计高达100至1000倍。可见，“衰老”对疾病的影响远超过“吸烟”。事实上，假设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一位20岁的重度吸烟者和一位80岁的健康人士，谁更容易罹患肺癌？即便仅凭直觉，大多数读者也会认同后者的风险更高。

接下来再看发病率居第二位的大肠癌。有研究表明，摄入火腿、香肠等加工肉类会适度增加大肠癌的患病风险，但增幅通常仅为百分之几十。即便多种不利因素叠加，风险至多也只上升2到3倍。 然而，如果对“衰老”这一可干预的风险置之不理，大肠癌的患病风险仍将增加100到1000倍。衰老作为如此突出的风险因子，若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疗，我们很难找到不去实施的理由。

除了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病又如何呢？同样的逻辑依然适用。正如人们注意控制饮酒、限制盐分摄入一样，酒精、盐分等环境因素中的风险已广为人知。此外，某些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也为人所知——但在所有风险中，哪一个最为关键？答案不言自明。

想必您已经意识到：“衰老”的影响如此显著，足以令其他风险因子相形见绌；同时，它也是唯一一个对多数疾病普遍适用的风险因子。换言之：

“通过治疗衰老，大多数疾病的患病风险可降至原来的1/100至1/1000。”

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从这两方面来看，治疗“衰老”的意义都极为重大。

首先应治疗衰老，其余容后再议#

接下来，我们从治疗策略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专业方向不同，所采取的治疗思路自然有所差异。

读者们所熟悉的许多药物，大多属于针对特定“器官”的“局部最优解”。例如，降压药在减轻心脏负荷的同时，也被指出可能因降低脑部血流而加速认知功能障碍的进程；而对心脏有益的激素类药物，则可能对肾脏等其他器官造成负担。

这一点在电视剧中常见的重症监护室（ICU）里尤为明显。患者病情瞬息万变，有时甚至令人无从下手。来自不同专业的医生们激烈讨论，最终由承担责任的主治医生独自敲定治疗方案。

在当前主流的西医体系下，“医学常识”默认疗效与负担往往并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权衡关系。而对“局部最优”的不同理解，也直接导致治疗策略的多样化。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针对“衰老”的治疗属于“整体最优”。它不再要求我们在不同器官之间做取舍。

此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衰老治疗本质上是一种“根本治疗”。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主要针对由衰老引发的“老年综合征”进行对症处理。例如，临床上常针对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骨质疏松等老年综合征，开具降糖药、降压药、他汀类药物和维生素等；针对肌力下降，则采用运动疗法等手段。

然而，若能针对“老年综合征”的根本原因——“衰老”本身进行干预，就有望实现“一网打尽”式的治疗效果。

这一点在生活习惯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将在第3章详细阐述，已知细胞衰老转化为“衰老细胞”后，会引发周围组织炎症，进而出现一种称为SASP（衰老相关分泌表型）的现象，即衰老细胞分泌大量炎症性蛋白质，最终促使生活习惯病的形成。由此可见，治疗“细胞衰老”本身才是最根本的应对之道。

从根本上说，与其在症状出现后才着手治疗，不如在疾病形成前就抢先干预，治疗衰老这一根本原因，显然是更理想的医学策略。

随着这一“医学常识”的更新，“医疗理念”也应当随之转变。今后的核心思路应是：“先治衰老，再论其余。”

我们可以将人类的生存比作一段在特定宽度的崎岖山路上持续前行的旅程。所谓衰老，就如同这条山路的有效路幅——也就是安全区域——逐渐变窄的过程。当路幅足够宽阔时，人通常没有明显不适，即便偶尔偏离道路中心，也能轻松回归正轨。然而，随着衰老导致路幅收窄，一旦步履不稳，便容易失足坠落。

传统医疗所做的，不过是在这条日益变窄的山路上竭力维持行走的平衡。而衰老治疗，则意味着将被挤压的路幅重新拓宽，再次恢复安全的通行区域。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内科疾病，我们可以先通过治疗衰老本身来改善其引发的高血压与糖尿病问题；若仍有症状残留，再以降压药、降糖药等传统手段进行干预。采用这样的两阶段医疗策略，或许是更为合理的做法。

外科领域同样可从中受益。通过衰老治疗，器官功能的衰退得以改善，相应的储备功能与体力水平也会提升。以往因身体状况不适合接受手术的患者，或许因此重新获得外科手术的机会。

“衰老可以治愈”这一认知，将有可能彻底重塑临床治疗的基本策略。

衰人类终将战胜衰老这一疾病#

从人类历史的维度来看，“衰老可以治愈”这一宣言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曾提及，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发布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正式将“衰老作为一种可治疗的疾病”纳入体系。具体而言，在疾病标识的扩展代码中设置了“衰老相关”标签——“ST9T”。

这类行政代码通常在ICD确定后的数年间，逐步被各国行政体系采纳。预计未来几年内，日本普通医生在诊断时输入“衰老所致高血压”、“衰老所致呼吸衰竭”等表述将成为常态。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衰老可以治愈”这句话在我心中已转化为：

“人类终将战胜衰老这一疾病。”

ICD大约每三十年修订一次。自ICD-10于1990年公布至今已逾三十年。要预见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只需回望过去三十年的历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攻克"癌症"这一疾病。这场战役至今仍在持续，但随着对"癌症本质"认识的深化，其治疗手段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展望未来三十年，我们预计人类将揭开"衰老的本质"，相应的治疗方法也将迎来长足进步。

回望历史，人类已经成功克服了营养不良与公共卫生问题；而今，针对传染病和癌症的医疗技术仍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下一个时代，必将是人类战胜衰老的时代。

这次人类面临的研究课题与以往有两点根本不同：第一，以往"克服传统疾病"主要带来"平均寿命的延长"，而此次"攻克衰老"将实现"最大寿命的突破"；第二，寿命的延长不仅是生存时间的简单增加，更意味着具有社会意义的"健康寿命"的显著延伸。

这将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转折。一项足以与"日心说"颠覆认知、“阿波罗计划"实现登月相媲美的重大科研课题，正在我们眼前蓬勃展开——这不仅是医学革命，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

掌握衰老的本质#

以上我们阐述了"衰老可以治愈"这一命题在社会与历史维度上的重要意义。从下一章起，我们将正式深入探讨"衰老的本质"。

在展开论述之前，请允许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请想象一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的自行车。其故障状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所有零件均出现同等程度的老化

部分零件（如车轮）严重损坏，而车架等其余部件仍保持完好，呈现局部老化的状态

零件本身（硬件）正常，但连接功能等（软件）存在故障

关键在于，每个人对自行车老化的想象各不相同。同样地，读者对"衰老"的认知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衰老本质"的根本原因。唯有将衰老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课题进行研究，通过系统性的科学分析，才能为"治疗衰老"找到正确的方向。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从多维度、多视角深入解析"衰老的本质"。

第八章 医生这一特定群体应发挥的作用#

必需要有驾驭F1赛车的F1车手的技术 “人类将战胜衰老这一疾病”

“人类将战胜衰老这一疾病"这一愿景，其宏大程度足以与"人类能够抵达月球"的阿波罗计划相媲美。在这一宏大叙事中，若有人问：“如果真能治疗衰老，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物质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5-脱氮黄素（TND1128）是最具潜质的候选者之一。“正如第9章将要介绍的临床实践所证实，5-脱氮黄素（TND1128）已展现出显著效果，它正站在抗衰老治疗的最前沿。

那么，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医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不能仅因5-脱氮黄素（TND1128）本身的卓越性能而迷失方向。如果仅仅停留在"销售"层面，那医生的专业价值又何在？正如F1赛车的价值，与赛车手将其性能发挥到极致的价值，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唯有通过这样的协同配合，才能突破以往不可能实现的境界。

同样，正因为5-脱氮黄素（TND1128）是一种如此卓越的物质，我们更应最大限度地善用其潜力，并将其价值充分展现给社会与世界。我认为，医生在此过程中应承担三大核心角色：

• 临床研究
• 临床实践
• 公共卫生

这些职责，远非简单的"销售"所能胜任。

临床研究——将临床问题定义为研究问题#

与药学家开展的基础研究不同，临床研究直接涉及人体应用，因此离不开医生的深度参与。为了充分发挥TND1128这款"F1赛车"的潜力，我们有必要系统梳理其应用方法及临床研究路径。

首先，临床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若希望直接启动临床研究，观察性研究是唯一的入门途径。其中，描述性研究作为最简单的研究设计，即便像我这样的普通私人执业医生，也能毫无障碍地立即着手。事实上，银座AIGRAD诊所已在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下，开展了基于5-脱氮黄素（TND1128）的观察性研究。

通过初步数据的逐步积累，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并在持续观察中反复修正，进而增强对假设的信心，最终将其凝练为有待验证的科学命题。

干预性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验证这些命题或假设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证明”几乎完全依赖于严谨的研究设计。以建筑为喻，研究设计如同绘制施工蓝图——蓝图一旦确定，后续工作便可按图推进。

由此可见，观察性研究如同绘制正式蓝图前的草图阶段，而干预性研究则是依据最终设计图进行实际建造的过程。

那么，在这一体系中，有哪些是唯有医生才能胜任的工作？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将患者作为完整的生命系统、作为复杂的生物模型进行观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进而将其转化为可供验证的研究命题。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就是将CQ（临床实践中产生的原初问题）转化为RQ（可被系统验证的研究问题）的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将CQ转化为RQ与最终解决RQ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以大学数学中的应用题为例，前者相当于将“比较图形大小”的实际问题，转化为“证明某一不等式”的数学命题；而后者则是完成该不等式的具体证明。解决RQ的工作，有时可能更依赖具备数学与统计学背景的专家，而非临床医生本身——当然，如果医生同时具备这些能力，无疑更为理想。

在基础研究中探索的科学家，在临床一线实践的医生，以及在临床研究中分别负责提出假设的医生和负责验证假设的统计学家、数据科学家——只有通过明确的分工与紧密协作，才能高效地将真正有价值的物质推向实际应用。

医生正是贯穿这一流程、能够承担核心角色的关键专业群体。然而，或许正因为日本医生在常规临床工作中的价值已被高度认可，与国外相比，日本的临床研究整体仍显薄弱，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可以肯定的是，若无对临床研究的系统性预算投入与战略性事业规划，基础研究中那些卓越的知识产权将难以实现其社会价值。这也正是我感到有必要呼吁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医生群体”共同参与、积极推动的原因所在。

临床行为——诊断性治疗#

如果说临床研究的核心是“提出假设并验证其正确性”，那么临床实践的本质便是“确认有效性并付诸应用”。不过，任何临床行为都必须建立在诊断学的基础之上。在使用5-脱氮黄素（TND1128）这类前沿物质时，仅仅“治疗患者”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以诊断学为依据，实施精准而恰当的治疗”。

若能对这门诊断学有哪怕概念性的理解，我们在收集和分析诸如新冠病毒感染相关信息时，对于病毒本身特性或疫苗作用机制的理解，都将更为清晰。就我个人观察，这门学科的系统讲解与公共传播目前仍较为欠缺，这一现象令人不解。

实际上，诊断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在日本，中青年医生普遍将其视为常识，但更早执业的医生未必系统掌握。为学习这门学问，不少医生曾追捧医疗剧《ER》，而横须贺美国海军医院与冲绳县立中部医院等地，也成为许多医生争相进修的热门选择。

回想我在医学院求学时期，东京大学的课程体系中虽设有症状学，但诊断学似乎并未被列为必修科目。当时我有幸在一位富有远见的同学引荐下，前往急诊科接受了关于“诊断学”的特别实践指导——当然，这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情况或有不同。

就现行医疗体系而言，全科医生的诊疗模式与这一理念最为契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案例：假设一位患者的血压读数为150/110mmHg。血压升高的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我们需要根据心脏问题、血管问题、肾脏问题或激素异常等不同可能性，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其中也存在“与衰老相关的血压升高”情况。正如第二章所述，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发布的ICD-11中，已正式将“衰老相关（aging-related）”纳入扩展编码XT9T。

经过系列检查，若我们初步判断“衰老”因素导致患者血压升高约30mmHg，此时若仅使用传统降压药物，便只是针对症状进行治疗。由于根本原因在于“衰老”，正确的治疗方向应是使用5-脱氮黄素（TND1128）来干预衰老进程。实际治疗效果如何？该患者的血压最终降至120/90mmHg——这正是我临床实践中的一个真实案例。 这种诊疗方法被称为“诊断性治疗”。在治疗初期，医生所做出的仅是初步诊断；随着治疗见效，才反过来验证了初步诊断的正确性。在公众的一般认知中，常常认为医生的诊断是绝对准确的，并基于此开展治疗。然而在实际医疗过程中，占主流的恰恰是诊断性治疗——医生先提出初步诊断，继而实施治疗，若治疗见效，则该诊断便转化为确定诊断。

那么，如果初步诊断有误呢？医生会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再次提出新的初步诊断。通过如此反复的诊断性治疗过程，直到治疗最终生效，该阶段的诊断即成为最终诊断。这一完整流程在医疗现场被称为“鉴别诊断”，是极为常见的临床实践。

因此，诊断性治疗应从负担最轻的诊断方案开始尝试，这样也更便于后续方案的调整。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先治衰老，再论其他。”

如第2章所述，传统降压药等治疗手段是针对单个“脏器”的局部优化，属于对症治疗；而对衰老的干预则属于系统性优化，是根本性治疗。它是负担最小、效果最大的治疗方向——这正是“治疗衰老”的核心理念。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5-脱氮黄素（TND1128）确实是一种非常出色的物质。正因其卓越，我们不应仅满足于开具处方或进行销售，而应持续思考与探索——对给药剂量、给药途径和用药时机的选择都建立假设、持续积累数据。

我们应充分运用诊断学方法，系统记录针对不同疾病所实施的诊断性治疗及患者的相应变化。唯有积累这些数据，才能获得诊断学中最关键的“统计依据”。如果说临床研究是对“正确性的验证”，临床实践就是“正确性的应用”，而最后要探讨的公共卫生，则相当于“正确性的普及”。

公共卫生：构建老龄化流行病学数据库#

除了临床研究与诊疗工作，医生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职责。让我们依据《医师法》总则第一条的规定来理解：“医师通过履行医疗及健康指导职责，致力于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保障国民健康生活。”

这意味着，医生不仅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履行职责，还在公共卫生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具体到5-脱氮黄素（TND1128）的研究与应用，这一职责体现为建立针对"衰老"这一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库。通过严谨细致的临床实践积累，我们将逐步构建起这一重要的流行病学数据库。下面让我们深入探讨具体内容。

诊断学中的检查前概率即为“流行病学数据”本身#

医生的诊断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推理系统。诊断结论只有在基于初步判断（即初步诊断）实施的治疗（即诊断性治疗）取得预期效果后，才能最终确立为确定诊断。

这一过程与刑侦剧中精明警探锁定真凶的推理手法颇为相似。假设发生了一起密室案件，有三名嫌疑人进入侦查视野。随着新线索的不断出现，对各嫌疑人的怀疑程度也会持续变化。同样地，当面对三种可能的病因时，每当获得新的临床信息，对各个病因的怀疑概率也会相应调整。

这种在检查前后发生变化的概率，在诊断学中分别称为检查前概率和检查后概率。以刑侦为例：初始阶段三名嫌疑人嫌疑相当，检查前概率各为33%。当出现"与受害者存在金钱纠纷"这一线索时，相关嫌疑人的检查后概率可能升至50%；若再获得"案发前日曾与受害者激烈争吵"的目击证言，该概率可能飙升至90%。反之，若该嫌疑人提供出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其概率则会骤降至10%以下。由此可见，新信息的出现会持续改变对各个可能性的评估权重，这一过程在诊断学中被称为检查前/后概率的动态波动。

而诊断性治疗，就相当于在锁定主要嫌疑人（检查前概率已达90%左右）后进行的最后"试探”。就像刑侦剧中常见的桥段：通过精心设计的试探，嫌疑人无意中泄露了只有真凶才掌握的细节，最终使概率达到100%而确认罪行。

因此，诊断性治疗的本质在于：通过治疗的有效性，反过来验证初步诊断的正确性，使其转化为确定诊断。与"因诊断正确所以治疗有效"的直线思维相比，这种"因治疗有效故诊断正确"的反向验证逻辑，可能更贴近临床实践的真实场景。

那么，这种诊断性治疗的依据从何而来？如果刑警的"试探"属于最终环节，此时嫌疑人为真凶的概率已经极高。而为了达到这个阶段所需的前期筛选过程，以及整个推理链条的起点又是什么呢？

借用诊断学泰斗劳伦斯·蒂尔尼医生的精辟见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患者的基本资料（年龄与性别）和规范的病史采集。实际上，从血液检查、超声等生理功能检测到CT等影像学检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逐步缩小"检查前概率"的范围。而真正关键的，在于准确判断应该进行何种检查，以及预判这些检查将如何影响检查前概率与检查后概率的变化。

这种基于患者基本资料和病史采集（包括既往史、家族史、吸烟饮酒等生活史）的过程，就是经典的"问诊"艺术。规范的病史采集才是一位优秀临床医生的核心技能。让我们通过三个同样主诉"突发胸痛"的病例来体会这一点：

• 病例一：20岁男性，突发胸痛
• 病例二：20岁女性，突发胸痛
• 病例三：60岁男性，突发胸痛

虽然主诉完全相同，但很少会有医生认为20岁男性与60岁男性的病因可能相同。当我们进一步获取更多信息后：

• 20岁男性，突发胸痛，体型瘦高
• 20岁女性，突发胸痛，近期经历感情挫折，呈现病态消瘦
• 60岁男性，突发胸痛，体型肥胖，有长期吸烟史

这时，具备医学素养的医生就会产生不同的诊断倾向：